谈心去疾
厌学、焦虑、失眠……甚至选择结束生命,《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指出,抑郁症发病群体正呈年轻化趋势。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%到20%,其中50%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,如果扩大到心理问题,这个数据可能更高。
孩子与社会连接微弱,难以有效求助,家庭变故、学业压力、人际交往障碍等,都会成为压垮他们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隐匿在不被理解的情绪背后的,则是割裂般的两段生活,一边是家长的无限希望,一段是对未来的无边迷茫,他们的困惑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,无声地蔓延。
值得庆幸的是,在这个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里,“敞开聊聊”成为解决问题迈出的第一步。不管是老师、家人、朋友、伸出的一双援手,抑或是自我的醒悟与成长,这都是一场关于心灵的修缮,我们希望“不让一个孩子掉队”。
撰文/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高芳
患上抑郁症的日子
——抗抑女孩秦浪浪的自白
失眠、反胃,住进精神病院,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电击……没有人知道,患上抑郁症的日子里,秦浪浪经历了什么。
承受着抑郁的折磨,秦浪浪一度选择“结束”自己,但最终,在爷爷奶奶的关爱中,在离异父亲的陪伴下,她在4年后走出阴霾。
“你真的很棒。不仅疗愈了自己,稳固着自己的生活,还在帮助着别人,希望别人也能脱离困境。”这是抗抑郁作品集《180天,献给曾经的美好》序言里的一句话。作为本书的作者,又是一名抑郁症康复者,如今,22岁的秦浪浪有了更积极的角色:50万粉丝的心理自媒体博主、“抗抑星球”网络社区创始人。在这个“星球”上,聚集了上万名病友,她用自身经历,帮助更多人走出抑郁的泥潭。2月9日,她在电话里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年与抑郁症抗争的经历——
直播间里的秦浪浪
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压力?
我3岁那年父母离异,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小时候印象里,妈妈只回来看过我两次,因为她重组了新的家庭;爸爸常年在外地做生意,也很少关心我。
2017年上高一的时候,我确诊患上了抑郁症。我跟胡同学(胡鑫宇)轨迹比较像,进入新环境遇到了学习压力,人际关系上也有困扰。总觉得自己跟身边人是对立的,比如说他们在讨论“今天吃什么呀”这种日常问题时,我就会想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个问题,甚至会去想,为什么我们要去吃饭?
出版社的赠书,秦浪浪会分享给病友们
后来听一个舍友说她的朋友得了抑郁症,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病。她跟我说了一些症状,我自己对比了一下,有几点比较符合,比如说睡眠的问题,入睡困难,我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;还有一些躯体症状,比如说我会反胃、会头疼,但是去医院检查,查不出什么问题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神经失调引起的一些反应。
当时跟我爸说自己患了抑郁症,要去检查。他第一反应是:一个小孩子有什么想不开的,有什么压力?你是不是不想好好上学,找的借口?
懒到连刷牙都不想动弹
后来我爸还是带我去了医院,做了很多检查,最后确诊是重度抑郁症。他看到这个结果完全傻眼了。
治疗的过程很痛苦,吃药就是一个坎儿。很多抗抑郁的药,一开始会带来副作用,就是你会越吃越难受,差不多大部分的药是两周以上才会起作用。
我还住过三次精神病院,住院期间接受了很多治疗,包括电击,需要全身麻醉,麻醉后就没感觉了,有两个电极片贴在头两侧。整个过程差不多持续半小时。
对于很多人来说,精神病院就像是个泥潭,住院会加重你的负面情绪。当时我躺在那张病床上,懒到连刷牙都不想动弹,觉得这一辈子就毁掉了。幸亏我的爷爷奶奶,我就是他们带大的,也是他们把我从一个很低迷的状态下拯救了过来。
秦浪浪在社群里发起的活动:打卡自己每天开心的事情
我不愿起床刷牙,奶奶就把牙刷和杯子放到我的床边,她甚至急得都要替我刷牙了。那时候我就想,他们都那么老了,还要照顾一事无成的我,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后来,爸爸把工作辞了,回来陪我住在精神病院,一住就是三个月。精神病院有两种病房,一种是开放式的,一种是封闭式的。我住的是开放式病房,我爸租了个椅子,就睡在旁边陪我。
不得不说,爸爸的陪伴也让我更快走了出来。有一次我想要“结束”,割了自己的手腕,他一直安抚我的情绪。后来我半夜醒了,看到他自己偷偷在那儿哭,然后就挺触动的。
如果我爸不来陪我住院的话,我想我现在可能还在服药吧。
不要急着去否定他
抑郁症前前后后困扰了我4年。2021年我康复后,只是想拍视频记录一下生活,后来有很多人看到我走出来的经历,就来咨询我方法,病友越来越多,然后就慢慢做大了。
现在的社群里,全国的病友都有,很多人不方便跟身边人说自己的症状,怕别人笑话,他们就在网上跟陌生人分享,可以敞开心扉。我现在有十几个社群,每个群都有一两个管理员,直播时人最多的一场,有5000多人同时在线。
直播间里问过最多的问题,就是正常吃药会不会影响生孩子呀,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业、事业?因为从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就一直在连麦,每天都在接收别人的故事,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
我本身也是一个曾经得过抑郁的人,更容易跟他们产生共情。后来我停播了一个月,这一个月里我一直在充电,补充相关的科普资料,报了一些培训班,帮助自己训练这种抗干扰能力。前些时候我发起了一个180天打卡活动,就是每天来分享自己开心的事,目的就是加强对自身正能量引导。后来我们把这些分享编成了一本书《180天,献给曾经的美好》。
秦浪浪发起的活动:打卡自己开心的事情
两年来,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。那是一个16岁的女孩儿,她确诊后刚开始服药时没见好,家长说她浪费钱,指责她抗压能力太差,就是为不想上学找借口,然后就把她的药扔了。
那晚上她很想“结束”,来到我的直播间找我连麦,当时直播间里有100多人,我们一直在劝她,她一直在哭。后来病友群里有人认识她,联系到了她家人,把她救了下来。
但是胡鑫宇没有这么幸运,我也很替他可惜。胡同学在结束的地方转了好久,他也是在做思想斗争啊。抑郁的人要选择“结束”的话,一定是要发出求救信号的。
不表露出任何踪迹,直接“结束”,没有人会这么做。比如跟父母说:我真的很难受,能不能停下来?或者跟朋友去倾诉:我最近真的很想不开,你陪我走走好吗?反正就是这样微小的信号,是有发出过的。
作为曾经的留守女童,秦浪浪参与关爱留守女童活动
但是可能从我接触的例子来看,很多时候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,遭到的是身边人的否定和质疑。这个时候人就会更加沮丧:我发出求救信号了,他们却不救我。没有人关心我、在意我。
作为抑郁症患者,大部分人会比较敏感,担心我现在这样很糟糕的状态会拖累到家里人,这是他们选择轻生的原因。比如说像我吧,就是缺乏被关照、被关爱,我希望、渴望爱。我会经常纠结怎么才能得到更多的爱,那我只有让自己变得更讨人喜欢,这种过程就会变得敏感,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不开心。
抑郁症人群最需要的就是倾听,共情的基础上的倾听。如果有人说自己不想上学了,你说,现在不想上学是不对的。看起来你是在倾听,但实际上在否定他。你至少要尊重他的表达欲,就是他说了他不开心,你不要急着去否定他。
老师,我还想听您讲故事
家访中,学生家长一直握着吕文强的手
冬去春来,2月6日青岛市中小学开学,沉寂的校园里再次回荡起朗朗书声和笑语欢歌。此时,校园外,退休教师吕文强的手机却越来越“烫手”,不断有家长打来电话,求教解决孩子的各种教育和心理问题,电话那头说到着急处,有人会嚎啕大哭。每个电话,吕文强都认真答复,拆解着电话另一端麻线团般杂乱的情绪。
咱俩开个故事会
夜里手机响起,是一位妈妈的迫切求助:儿子一直躲在家里,坚决不去学校……这孩子是吕文强以前教过的学生小星,今年已经上高二,“为孩子隔三差五的厌学情绪,小星的妈妈简直哭干了眼泪。”
2月9日一早,吕文强见到了斜躺在卧室床上的小星:正两眼发直望着窗外,与世界仿佛隔离了一个无形的玻璃罩。事先并不知道老师要来,小星转头看到吕文强的瞬间,眼睛里仿佛闪出一丝光亮。
“过年长壮实了呢,我的孩子。”吕文强放下手中带来的零食,上前一把揽住小星,看到他露出笑脸,随即话锋一转:“怎么了?开学了怎么还待在家里?”
家访路上给孩子带的零食
听到“开学”两个字,小星像被扎了一下,表情迅速僵住,低下了头,半晌没有说话,那神情让吕文强想起他初中时的一幕,“有一次他好几天不来上学,我就来家接他,一路陪他进学校。车停在学校门口时,他的脚在点地和收回之间徘徊了好久。”忆及往事,吕文强有了主意。
“咱俩今天开个故事会,我说一件我的故事,你说一件你的故事,好不好?”吕文强新奇的想法显然起了作用,小星抬起头眨巴了几下眼睛。
捕捉到小星的反应,吕文强开始了绘声绘色地讲述:“我小时候家里很穷,能吃口地瓜都算奢侈品。我娘跟我说‘知识改变命运’,于是我就记牢了。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去上学,每学期挣好几个奖状回来。那时候奖状很漂亮,我娘就把它们都糊在墙上,花花绿绿的糊了一整面墙。有一次,一个邻居大娘来我家串门,她不认识字,就问我娘:这些年画太好看了,是从哪儿买的啊?我也去买几张。”
故事说到这,小星扑哧一声笑出了声,在吕文强鼓励的注视下略一停顿,诺诺地说:“老师,我不像你学习那么好,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。我总感觉同学们都在议论我,嘲笑我……”
吕文强用力握了握小星的手,继续道:“老师再给你讲个故事。小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捡大粪,干活我也不示弱,别人一天能捡八九斤,我一天能捡十几斤。那时候思想政治课是没有课本的,有一次考试中,一道题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答对了,你猜怎么回事?因为我捡粪的时候,经常顺着墙根找,那些考试的题目都是写在墙上的标语,看多了我就记住了。”
家访中,吕文强在和家长沟通
一只胳膊揽紧小星,吕文强语重心长地说:“那年毕业我考了全公社第一,母亲跛着一双小脚,作为优秀学生家长上台讲话,那个自豪劲儿……孩子,自尊是自己赢来的,不是别人给的。你想要别人看得起你,首先你要站起来,不能躺着啊。”
小星眼圈泛红,“老师,我明白了,我明天就去上学。”
吕文强也记不清走进过多少个家庭,开过多少次像这样的故事会。
1977年,18岁的他成为一名人民教师,在平度郭庄中学工作26年,2003年进入平度朝阳中学,直至2019年退休,今年65岁的他依然奔走在家访路上。
找到开“锁”的钥匙
“并不是把孩子找回来,安放进教室就完事了。”在吕文强看来,融化一颗心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从教的日子里,吕文强常年穿着运动装,和学生一同军训,一同参加篮球、合唱等比赛。如果发现哪个孩子“不对劲”,他便形影不离地同吃同住,跟对方交朋友。
“我小时两岁就没了父亲,我妈就教育我:别人躺着,你站着,别人走着,你跑起来。你只管努力,花会开,前路会有光。磨难不一定是坏事,它会成就更好的人生。”通过一个个“故事”,把学生的知心话“套”出来。他把这个方法比喻成“找到打开这把锁的钥匙”。
班里曾有一个转学生,刚来时连课本都不往外拿,也不写作业,行为“怪癖”。有认识她的孩子,说她有个外号叫“傻嫚”。通过家访,吕文强得知因为家庭变故,这个女生跟着改嫁的母亲转了三次学。
家访前,吕文强和王明刚在商量怎么做孩子的工作
“我的课堂上,没有人可以‘特殊’,作业必须完成。”每天放学,吕文强给这个女生辅导作业,开始她只能完成一页,后来慢慢地两页、三页……逐渐跟上了学习进度。吕文强发现她唱歌特别有天赋,学校合唱比赛中便让她当领唱,比赛结束后,还让她在班里又表演了一遍。
“这个女生以前只敢从人群边上溜边走,到后来可以走到同学们中间,融入集体,她不再是个‘另类’的孩子了。”让吕文强感到欣慰的一幕是,毕业三十年聚会上,当年的女孩已成为出色的企业家,她捧着一束鲜花,见到吕文强的那一刻眼泪抑制不住,“吕老师,我还记得你当年跟我说的话:你能成为什么人,只有你说了算,没有人可以给你贴上‘标签’。”
“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。”吕文强对一些特殊孩子开“小灶”:跟有多动症的孩子一起练静坐,直到他改掉了抬腿就跑的习惯,安安分分上完一堂课;跟有撒谎习惯的孩子一起签订诚实守信责任书;跟不讲卫生的孩子一起洗脸、洗脚,直到他养成良好卫生习惯。
“一些表象只是冰山一角。”教书多年,吕文强意识到很多情况下,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具有一定的隐匿性,“对他的关注多了,成绩上来了,前路通畅,很多心理问题就解决了。大部分有心理问题的孩子,先是因为学业跟不上,随之暴露出网瘾、早恋、厌学等一些问题。”
学生自己绣的十字绣,送给吕文强
“当然,我一个人的力量也有限,很多家长也参与到帮助孩子们的队伍里。”曾经的学生家长、在平度禁毒大队工作的王明刚,就是吕文强的“黄金搭档”。为了寻找一个逃学的网瘾孩子,一夜无眠的两人在街道、网吧间来回奔波了10个小时,找到孩子已是凌晨5点。
刚刚结束的寒假里,吕文强被邀请回学校给新教师做了一场培训,他说:“后进的孩子,就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,有人拉他一把,他就迈过那个坎了,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对后进学生的帮扶,正体现了我们的教育精神。”
救救这个孩子吧
从小星家走出来,已是下午3点多。吕文强的电话再次响起,“哥哥,给你说个好消息,小兰考上正式教师编了!……小军刚升职了,过年回家没住几天就走了,忙着带队去外地搞计算机软件研发。”
“太好了,祝贺你,弟弟。”吕文强高兴地拍着大腿。他口中的“弟弟”其实是一位学生家长,这段亲如一家人的故事说来话长。
2014年,吕文强在一次手术康复后刚返回学校,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,有学生家长指名要把儿子送到他班里就读,正是小兰和小军的父亲。
“学校里要是有10次打架,9.9次都有小军参与。”吕文强对这个令人“头疼”的学生早有所闻。那天站在屋子中央,被众人目光包围的小军依然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,他手臂上还流着血,显然是刚闯完祸留下的“痕迹”。
小军父亲攥紧吕文强他的手:“吕老师,救救这个孩子吧,我算是管不了他了,我说他几句,就攥着拳跟我瞪眼,气得我下雪天在外面走了几里地,边走边哭,孩子大了,怎么养成个冤家了……”
吕文强问及小军手臂受伤的原因,原来是因为考试没考好,这孩子跟自己生气,一拳捣破窗玻璃时划破的。“知道自己没考好,还是有上进心嘛。”小军没想到老师上来先肯定了自己,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弛下来。
“还有,你和那个女同学是怎么回事?”怒气未消的父亲在一边数落道。
“怎么了?我就是喜欢她!”小军瞪着眼睛大声喊。
吕文强、王明刚在跟学生家长交谈
没想到小军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,父亲被他气得要挥拳头,吕文强赶紧拦下,转身轻描淡写地反问:“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,这很正常。但是,你们两个人能不能相互取长补短,共同进步呢?”
也许是吕文强的话更入心,小军顿时理亏地低下头:“能,老师。”
那天,吕文强接下了小军这个学生。
为了融化小军这块“硬疙瘩”,在学校里吕文强跟他同吃同住,周末还经常去他家家访,了解到小军一家并不富裕,住在城中村。小军在小学时一直名列前茅,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升入初中后,小军的成绩不那么突出了,父亲给他的压力却越来越重,他无助的情绪无处发泄,便出现了打架、早恋这样的问题。
“老弟,孩子还小,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,咱大人该承担的也要承担起来。”吕文强和小军父亲多次恳谈,“我给你出个主意,你家靠近马路,可以拿几间房开个小旅馆,这样收入就多了。”为此,吕文强拿出3万多元,资助小军家的小旅馆顺利开张。
吕文强还找来毕业的学生给小军讲大学生活和外面的见闻,“反复唠叨,讲各种故事给他听,也不知道哪句话他听进去了,一下子就像变了个人。”在吕文强的鼓励下,浮躁的小军慢慢沉稳下来,后来考上了一所985高校的计算机专业,毕业后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。
“孩子们,你们还年轻,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。”课堂上,吕文强每次都会用激动的语气道出这句话。他就像一个奋力摇动旗帜的旗手,目送每一个从身边起跑的孩子一路奔向远方。
调皮蛋的礼物
学生送的毛笔字
走进吕文强的家里,家具十分简单,但客厅里却布置了很多装饰品:笔力遒劲的“桃李满天下”匾书,精美的十字绣,造型奇特的根雕……这些都是学生们亲手所作,送他的礼物。
客厅角有一盆鲜艳的年宵花,嫩黄的花瓣正娇艳绽放,“肯定是哪个学生送的,就是没有留下名字。”吕文强打电话问了十几个常来他家串门的学生,都没人认领,暂时成了一桩“悬案”。
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副他戴了七八年的黑色手套,指尖处都磨得发白了,吕文强也不舍得扔掉,这也是一个学生送的。每次想起这个孩子,吕文强总是摇摇头,笑着嗔怪道:“当年为了抓这个调皮蛋,真是费老劲了。”
这也曾是一个网瘾很重的少年,经常从学校里失踪,每次吕文强都是一晚上不睡觉去找他。有一次堵住他藏是在学校锅炉房的角落里,当时正伺机翻墙逃出校园。很长一段时间,吕文强几乎寸步不离地陪着他,引导他。
网瘾学生送吕文强的手套,戴了七八年
考上大学后,他送了一副手套给吕文强:“老师,谢谢你没有放弃我,我永远忘不了,有一次大冬天你在网吧里拉我的手时,你那双手冻得冰凉,手指头紫得僵直,像冰棍一样。”
春节前后,吕文强那部“烫手”的手机也经常接到学生们的来电,陆续有毕业的学生们给吕文强打来电话,或汇报成绩,或问候拜年,有人提出小要求:“吕老师,我还想听您给我们讲故事。”
(应受访人要求,小星、小军、小兰均为化名)
专家谈
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
“总的来说,青春期学生焦虑甚至是抑郁的情绪,多来自学习压力以及青春期关系,尤其进入初中、高中阶段,很多孩子面临适应的问题。”青岛市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专家、青岛五十九中心理老师于明东曾参与过一个专业调查,“调查显示,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在20%左右。在一些调查里,它的数据可能会更高,接近30%。”
“在原来的学校学习成绩不错,到了新的学校之后表现不突出,他会产生‘生活没有意义’这种感觉。”于明东遇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例子,“青少年的意义感是很重要的,就像胡鑫宇一样,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‘生活没有意义’,一旦觉得无意义了,就好像努力了也没有用。同时他们又很困惑,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解决自己的困难。”
“当然,家长也不用谈抑郁色变,过分担心。”于明东把心理问题比作感冒,“不是所有的心理健康问题都会发展成抑郁。有一部分孩子,他有可能会通过慢慢长大、家人陪伴、朋友关心,通过自己的阅读等方式,慢慢自愈。人是有一定的自我康复能力的。”
青岛市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专家于明东
“目前,包括学校、家庭在内,都在搭建更多的疏导渠道,去及时发现、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孩子。”于明东介绍,学校现在都配备了专兼职心理教师,越来越多的家长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孩子的心理问题,“总体来说,从学生到家长,对待这个问题心态是越来越开放了,有了更多科学认知,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理解。”
自2020年至今,于明东开展了几十场家庭教育公益沙龙活动,做这些活动的初衷,就是普及一种“接纳”的思想。“在这些公益沙龙里,家长不一定要学会心理辅导,至少知道出现这个问题,不要一味指责孩子是装的,或者说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。有些孩子是需要接受一些专业医疗帮助的,能意识到这一点,就已经帮到孩子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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